香港作為一種風格劉細良的「紐倫港」大夢 

文╱劉細良

文化溫布頓效應

在香港城市文化建設過程中，我們需要認真思考該如何看待全球化的文化建設與本土文化的關係。就這個問題，本土的論述一直強調本土文化市場及應優先培育人才創意，這種說法我稱之為「文化政策論」，即先有文化政策才考慮硬件規劃。過去數年不少學者就着這個論調而爭論不休，2007 年我在上海圖書館公開演講中提出這個論調，當時也引起了上海市民一陣熱烈的討論。

我的看法是，本土文化發展無疑是重要，但與作為全球城市的文化發展規劃可以分開來處理，而且兩者之間沒有基本矛盾。曾經有學者提出倫敦之所以成功，是來自1986 年一連串金融開放措施，這些自由化政策稱為「大爆炸」（The Big Bang），這些措施徹底改變了倫敦金融面貌，外資大行紛紛進駐，隨之而來是律師、會計、顧問等精英愈搞愈旺場。這次「大爆炸」的成功經驗， 產生了一個名詞， 叫作溫布頓效應（Wimbledon Effect）。倫敦每年舉辦的網球界盛事溫布頓大賽全球矚目，吸引大量遊客到倫敦觀看盛事，並通過全球轉播接觸大量觀眾。

但英國人原來自1936 年之後，已經沒有在男單比賽中勝出，而最後一次英國球手勝出女單比賽則是在1977 年。這說明了在全球化之下，人才進進出出才是成功之道，正所謂「成功不必在我」，英國人靠傳統、法治、誠信、管理及資訊流通成為世界某些活動的中心，當中其實不需要自己的城市在文化或運動方面的優良表現來支撐。

我對香港城市文化未來發展的信心來自香港是亞洲流行文化娛樂中心的歷史傳統。內地中青年一代是看香港盜版錄像長大，看TVB 劇集，看周星馳、吳宇森的，台韓青年也受港產片所影響，連荷李活怪雞導演塔倫天奴也以兩集Kill Bill來向七十年代邵氏動作片致敬，香港動作片是世界文化地圖中香港電影的代表。流行音樂Canto-Pop 在80 年代登上頂峰，四大天王瘋魔了中國、台灣及東南亞的年輕人。隨後中國開放，國語歌曲取代廣東歌，雖然優勢慢慢失去，但在香港成名仍然是華人流行音樂工業的重要市場策略，在這方面香港會慢慢變成溫布頓，張學友的唱片銷量可能再難以對抗周杰倫，但香港作為亞洲華人娛樂流行文化中心的地位不會被動搖，就如倫敦溫布頓網球比賽一樣，因為香港仍然是一個具有大都會魅力（Glamorous）的地方。

在時尚文化方面，香港與東京平起平坐，全球時尚品牌都會落腳香港，包括日本品牌。香港沒有長城作為Catwalk 舞台，但香港有最醒目的時裝買手、公關大員及時尚人物去撐起這個時尚文化消費。大家不要忘記香港這些時尚圈及潮人，正是香港Glamorous 的傳道人，而這些「傳道人」也在內地開始取得成功，甚至發功。香港人眼中的小眾人物如林奕華、黃耀明在內地吸引了一批文藝青年，梁文道更被內地版Cosmopolitan雜誌選為最有魅力男士，但他在鳳凰視其實是主持讀書節目及文化評論。香港撰寫政治評論，以一系列「新君王論」著作成名的蔡子強也登陸暢銷雜誌，在《南方人物周刊》寫專欄，其他如歐陽應霽、蔡瀾等食神就更不用說。大家不要小覷這些文化人，當他們在內地成為文化明星之後，對香港提高在華人社會的文化影響力將起着重大作用。

HK Glamorous，而又雙重矮化香港人的DNA 有一種文化自卑感，在1949 年南來文化人的詛咒下，甘心自認文化沙漠，甘於自我矮化，這種文化自卑感來自舊中國精英的自大狂妄。無論是上海商人精英階層，抑或外省文化精英，他們眼中的文化只有崑劇、越劇、古典藝術、國畫古董，但對香港過去數十年發展的流行時尚及文化視而不見，認為難登大雅之堂。香港文化都會形象是一種雙重自我矮化，第一種是英國殖民地宗主國文化相對優越性，視歐洲古典藝術為正統文化代表，政府資源主要用於管弦樂團、芭蕾舞團、話劇團，連高官的業餘嗜好也是唱英語粵劇。第二種是中原文化精英相對優越性。相對於北京、上海，香港是一個邊陲城市，沒有什麼大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錢穆、唐君毅及牟宗三等新儒家代表，從來沒有介入過香港本土的文化發展，他們最終關懷的是中國文化。

這種雙重矮化的過程，出其不意地建構出一個相當活潑勇猛的庶民文化。沒有文化傳統包袱，沒有強烈道德使命感，也沒有了華人社會泛道德政治的壓抑，只追求感官刺激，追求消費滿足感，在香港竟然發展出一種娛樂至上的都市文化。這種文化形態，與日本商人都市東京及大阪有相似的一面。日本文化中心傳統是在京都、奈良，而東京、大阪則是商業城市，於江戶時代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商業文化；即町人文化，同娛樂時尚為主。

其實過去數十年港式文化已經成為一種亞洲時尚的代表，由電影、粵劇、音樂、時裝、飲食、設計到城市景觀，港式文化講求感觀刺激，娛樂至上，沒有什麼文化包袱，用廣東話說叫做「乜都敢死」，風格混雜，充滿「拿來主義」的拼貼精神。

過去最能看得出港式文化美學意義的不是香港人，而是日本人，早在LV 生產類似紅白藍尼龍「手抽」、設計師又一山人用紅白藍來創作之前，日本美少女已經拿來當潮流紀念品。日本傳媒迷戀舊日九龍城寨超高密度的城市景觀，文學家三島由紀夫戀上古怪（Eccentric）的「萬金油花園」（虎豹別墅），還有日本人愛慕的、由山頂俯瞰維港的「百萬夜景」。

城市美學的包裝與再現

英國人在亞洲留下了兩個孖生兄弟，一個是香港、另一個是新加坡。兩個通商港憑着英治時代引入的法治、城市管理及持續的經濟成長，蛻變成為世界級都會，但香港與新加坡最大的分別，是都市的文化面貌，而這些不是興建海濱文化中心，用公帑培養藝術團體等方法就可以建立的。

可以這樣說， 「香港」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風格，就如紐約一樣，我們的風格不在於香港管弦樂團水平是否超過波士頓交響樂團，也不在於香港話劇團的上座率。當香港本身已是一種風格的時候，我們今後要做的，就是給予它一種美學上的定位，然後再大力向全世界宣傳。曾幾何時，上海本身也是一種風格，代表了中國新興資產階級文化視野與氛圍，設計風格上包括當時流行Art Deco 與中國傳統美藝結合，優雅齊整手工纖細的上海西裝，周璇、白光的流行曲，這是中國現代都市文化的表表者，民國的時尚之都。但1949 年後，上海變成了一座政治城市，失去了其城市美學的價值。今天，那些東西只有在「上海灘」這類高級商店內重溫，但相反香港美學仍然充滿生命力，繼續演進。

香港文化與城市美學是建立在中西混雜、上下混雜與新舊混雜之中，這種混雜不像西班牙南部城市西維爾那樣，將北非回教摩耳人與天主教建築文化相融合，形成一種新建築風格。這種混雜是全面滲入到生活各個層面，由飲食、建築、都市景觀，到流行文化都有混種的痕迹。黃霑曾表示香港菲律賓樂手對粵語流行曲有重要影響，使流行曲由小調變成歐西流行曲編排。在飲食文化中大家當然都會記得西式糕點變成茶餐廳、麵包及西餅，這種混合風格之獨特是沒有階級分野。由於英國只視香港為一個通商港，不會像對印度一樣在文化上進行殖民，所以香港的華人階層在文化上有相當程度的本土性及同質性，尤其是流行文化在七十年代興起之後，新興的中產階級成為這股港式文化的消費者，他們與工人階級一樣看梅艷芳、譚詠麟，看TVB 劇集《大時代》，看周星馳電影《國產凌凌漆》。龐大的文化消費市場，造就了80 年代港式生活的黃金十年。

這種混雜情況最具體呈現在舊日港島維多利亞城的景觀之上，中環是英人佔領的政治經濟中心，動植物公園（英人蒐集全球植物送回倫敦研究， 所以必定在殖民地設立植物公園Botanical Garden）、港督府、聖約翰大教堂、維多利亞炮台、美利兵營、威靈頓兵營，但上環一帶卻是傳統民國時代廣州都市面貌，是小商販三教九流活動之地。英人沒有在「四環九約」從事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工程，結果慢慢形成了華洋混合的都市景觀。這種混與雜發展到今天成為了香港風格，成為了一種文化及美學語言，這些都構成香港文化都會魅力的重要元素。

在今後都市文化的發展上，我們必須好好把握自己的優勢，對自身的文化要有認識及進行一種美學上的提煉、包裝與宣傳。

書名：《紐倫港之夢》

作者：劉細良

出版：上書局╱香港